2002年4月 第二期
 

我的近期研究方向


  近數年來筆者的研究重點主要放在三方面的議題:(1) 宗教與道德之關係,(2) 比較宗教倫理學,(3) 生命倫理學。

  就宗教與道德之關係而言,一般的討論主要就宗教與道德知識、宗教與道德動機、及宗教與道德基礎這三方面進行,筆者近年也有兩篇論文討論這些問題。(〈論道德與宗教之分離 ─ 兼試論西方 “啟蒙工程” 之得失〉,載於羅秉祥、趙敦華主編,《基督教與近代中西文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頁63-92;〈未知宗教,焉知道德? ── 一個有關生死學的考察〉,快將出版。)除了這些一般性的宗教與道德關係討論外,特定地我更關心的是基督教信仰對道德思想文化的影響。換言之,這並不只是有神論與無神論對道德之影響的問題而已(不只是陀斯要耶夫斯基式的提問),而是一方面既有別於無神論,另一方面也有別於多神論、泛神論、一切在神論、自然神論,古典基督教信仰的上帝觀(既超越於萬有之外,又臨在於萬有之中),究竟對當代道德思想文化有何含意?(見〈21世紀中扮演上帝的誘惑〉,載於羅秉祥、江丕盛編《基督宗教思想與21世紀》,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頁43-78。)要檢討宗教與道德的關係,也可從神性 / 天性與人性之關係入手;在這方面,筆者也寫了兩篇與新儒家對話的論文。(〈人生觀:基督教觀點〉,載於何光滬、許志偉編,《對話:儒釋道與基督教》,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8,頁470-499;〈上帝的超越與臨在──神人之際與天人關係〉,載於何光滬、許志偉編,《對話二:儒釋道與基督教》,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頁243-277。)此外,也會於近期撰寫一篇從神學視野審視人本主義倫理學的論文。

  比較宗教倫理學是另一近期研究興趣之領域,特別是亞洲興起的三大宗教類型:西亞宗教(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教)、南亞宗教(印度教、佛教)、東亞宗教(儒教、道教)。這個宗教倫理的比較研究是既在同一宗教型態之內,也在諸宗教型態之間進行;研究焦點特別在於不同的宗教世界觀如何影響宗教倫理的規範。近期正在進行的是就宋儒的仁(以朱熹為代表),大乘佛教的慈悲〈以龍樹為代表〉、及基督新教的愛(以數個20世紀作者為代表)作比較研究;旨趣不在 “客觀” 對比異同,乃在對話及詮釋。

  最後一個近年研究領域是生命倫理學,特別是與出生及死亡有關之議題,如 “複製”人(〈如何思考 “複製人”?〉,《中外醫學哲學》,第1卷,第3期,1998年8月,頁1-47)、死亡(〈確定死亡之醫學及哲學問題〉,《中外醫學哲學》,第2卷,第3期,1999年8月,頁1-28)、自殺(“Confucian Views on Suicide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Euthanasia,” Confucian Bioethics, ed. Ruiping Fan.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1999. pp. 69-101.〈在泰山與鴻毛之間 — 儒家存生取死的價值觀〉,《中外醫學哲學》,第3卷,第2期,2001年5月,頁5-50)、及安樂死等(“Confucian Ethic of Death with Dignity and Its Contemporary Relevance,”The Annual of the Society of Christian Ethics, volume 19(Nov 1999): 313-333. 〈儒家的生死價值觀與安樂死〉,《中外醫學哲學》,第1卷,第1期,1998年2月,頁35-73。)

  因工作所需,筆者有時也會離開上述三大範圍而作一些小規模研究,如去年底本中心成立典禮的學術會議中,筆者宣讀的論文題為〈大學還能出什麼好的神學嗎?〉,透過對獨立神學院、公立大學宗教學系,及公立大學基督宗教研究中心三種不同的學術類型之對比,檢討學院型神學的方向與方法。筆者肯定學院型神學的合法性,不同意華人獨立神學院的 “以天下為己任” 的壟斷心態,但也對劉小楓的漢語神學有二個主要批評:重信仰個體,輕教會群體,及硬要與 “教會傳統” 劃清界限。筆者該文的結論是:大學也可以產生好的神學,這種學院型神學雖與教會型神學形態不同,功能相異,但卻可互補。這兩類神學人可以互相切磋學問(包括互相批評),但也需要互相支援。因此,筆者希望獨立神學院不要再排斥學院型神學,而相反地要多加鼓勵。另一方面,筆者希望大學神學人或文化基督徒不要把他們的神學與教會型神學對立絕緣起來,不要再劃分楚河漢界,不再加深鴻溝。

  最後,筆者也快將完成另一本通俗性的基督教倫理學導論,書名為《公理婆理話倫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