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8月 第三期
 

科學與宗教對話的中國之旅

江丕盛
香港浸會大學 宗教及哲學系 暨中心副主任

  設想在北京舉辦一個有關科學與宗教的國際論壇,論壇地點設在一家人來人往的五星級國際酒店,並邀請超過120位中國科學家和宗教學家到場參與。而與此同時,中國當局正致力於粉碎“法輪功”這一宗教組織。如果問一位中國知識分子,上述這一場景能否在北京出現,回答恐怕是斬釘截鐵的:“絕不可能!”然而這樣一個國際論壇的確在2002年5月在北京舉行了。
 

科學與宗教在中國

  儘管中華文化有數千年的科學和宗教傳統,中國或許也是擁有最多科學家的國家之一,科學家和宗教學家在中國進行學術的對話確實幾乎難以想象。這二者之間對話的主要障礙是政治。一方面,自從1949年持無神論的共產黨開始統治中國以來,宗教活動一直受到嚴密控制。公開場合的宗教演講,必須事先獲得政府的批准。另一方面,新疆或西藏等省份的政治不穩定,也令政府擔心宗教可能被利用以達到某些政治目的。

  科學家和宗教學家在中國的學術對話的另一重要障礙,即宗教學術地位一直都不受中國學術界的重視。學術界對儒釋道的興趣和研究,主要在於作為思想流派、智慧傳統或人生哲學的儒學、佛學和道學,而不是作為宗教信仰的儒教、佛教和道教。一般的民間宗教通常都伴隨著迷信活動,更難獲得中國學者的重視。宗教在中國往往帶有負面的涵義。蔑視宗教的知識分子認為宗教訴求對於嚴謹的學術探索來說無足輕重。

  科學家和宗教學家的對話還有一個重大障礙,即科學至上主義在中國的主導地位。20世紀初,許多中國知識分子深感中國有進行徹底改革的必要,視科學為通向嶄新現代化中國的唯一道路。20世紀20年代的“科學與玄學之爭”後,科學至上主義在中國成功地建立起一座新的神壇,進而強化了科學與宗教的“衝突模式”對中國學術界的影響。[1]

 

中國之旅的構思

  1996年,我在北京大學哲學系及宗教學系擔任客座教授,給研究生開設一門“科學與宗教”課程。我當時已充分意識到這一對話在中國學術圈中仍是一片空白,也深感在中國知識分子中推動這對話的迫切性。回港後,便開始陸續發表有關“科學與宗教”的文章。2001年初,我受邀擔任美國伯克萊(Berkeley)“神學與自然科學研究中心”(Center for Theology and Natural Sciences)屬下“科學與宗教課程企劃”(Science and Religion Course Program)的顧問,並到伯克萊參與“科學與宗教課程企劃”主辦的一個學術研討會。我隨即與課程企劃主任泰德•彼得斯(Ted Peters)教授商討在香港和中國推動科學與宗教的對話。最初的構思是召開一個學術研討會。然而我意識到由於中國科學家與宗教學家的長時期隔膜狀態,短時間內中國學者恐怕還未能準備好積極參與,因此我們所期盼的目標——真正意義上的學術交流也就難以實現。在這情況下,我們決定在北京主辦一個極高水平的科學與宗教學術講座,向中國最頂尖的科學家與宗教學家介紹科學與宗教的對話,並在中國各地作巡迴演講,在主要學術機構中介紹這一跨學科對話。

  有了這個構想,我便開始與一些中國的資深教授和大學主管人員接觸,探討在中國主辦科學與宗教學術講座及巡迴演講的可行性。這期間,我恰好有機會在北京(2001年4月和11月)、上海(2001年5月和2002年4月)和濟南(2001年10月)參與學術會議或授課。諮詢結果是,由於科學與宗教的對話在中國乃屬開創性,大家對獲得政府的批准並沒有太大的把握,但都認為這學術活動深具意義,值得一試。

  我邀請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長卓新平教授作為北京國際論壇的聯合主辦人。卓教授雖然不是從事科學与宗教對話的研究,但深信這個學術論壇對中國來說有著重要的意義。不久,我又邀請上海復旦大學宗教研究所副所長張慶熊教授作上海國際論壇的聯合主辦人。在卓新平和張慶熊兩位教授的大力幫助下,北京和上海的具體籌備工作就逐步開展起來了。

 

《橋:科學與宗教》的中文出版

  在籌備過程中,我深感科學與宗教的中文出版物的嚴重缺乏。我希望可以編寫一本與巡迴演講配套的中文論文集,並意識這出版將會使這次學術活動發揮更大的果效。泰德•彼得斯也看到了論文集可以以多種語言出版的可能性。這誠然是一件繁重的編輯工作。在眾人的齊心努力下,選題、邀稿、撰寫、交稿等工作在2001年12月初全部完成,所有論文收集到位。大陸和香港的許多學者應邀協助翻譯和校訂的工作。由泰德•彼得斯、江丕盛和格
蒙•本納德(Gaymon Bennett)合編的《橋:科學與宗教》(Bridging Science and Religion)在2002年 5月初由中國社會科學院的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學者們和出版社同事們的努力和心血,終於在短短的數個月內完成一部高水平著作的編、譯、校、審、印等所有出版流程,並趕上了北京國際論壇。[2]
  
  這本書的封面乃是我的同事傳理學院線成功教授所設計。設計簡單卻意義深遠,傳達了科學與宗教的五層重要涵義:代表現代高科技的橋樑建築,象徵宗教的遠景天邊,大橋的俯瞰則暗喻上帝的視角,簡體字的“”突顯中國文化,而科學與宗教之間的積極相互交流就充分體現在香港青馬大橋上的頻密往來交通。
 

中國之旅

  演講團成員於5月6日在香港匯合,並於5月8日抵達北京。5月7日,弗朗西斯科•阿亞拉教授(Francisco Ayala)在香港浸會大學進行了這次中國之旅的第一講,題目是“兩次革命:哥白尼與達爾文,以及他們引領我們進入的世界”。1999年鄧普頓宗教獎得主伊恩•巴伯(Ian Barbour)亦於4月4日在同一所大學作“西方的科學與宗教”的演講。兩個學術演講都獲得香港科學家和神學家的積極參與,引起廣泛的迴響。

  香港演講10個小時後,弗朗西斯科•阿亞拉欣接白宮來電,獲悉美國喬治•布殊總統(President George Bush)將於6月中旬在白宮頒授他美國科學獎(American Medal of Science),這是美國頒予傑出科學家的最高學術榮譽。正如筆者曾指出,“當代頂尖科學家對神學的濃厚興趣〔以及〕他們的積極介入,正是科學與神學對談在20世紀末邁向新高峰的最主要因素之一。”[3]

  筆者一向強調必須有中外最頂尖的科學家的參與,中國語境中的科學與宗教對談才會有創新和突破的學術成果。因此,我們決意邀請最傑出的學者作為這次論壇的講員。阿亞拉在演講團飛往北京前的四個小時喜獲殊榮,確然為中國之旅邁出成功的第一步!

  這次學術交流包括北京、上海、南京和濟南等四個城市,接著又訪問了古代中國的首都西安。5月10日於北京希爾頓飯店舉行的“科學與宗教”國際論壇 是這次中國之旅的最為主要,也最為關鍵的論壇。在整個籌備過程中,我們傾注了大量的心血。最終,來自中國12所學術機構的120多名與會者出席了北京論壇。在大多數國家,這只不過是科學與宗教又一次的成功論壇。但在中國,這卻是一塊意義重大的學術里程碑,是中國的科學家與宗教學家在公共論壇中前所未有的第一次對話。



左三為本文作者。

  北京國際論壇由美國伯克萊神學與自然科學研究中心與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聯合主辦。聯合協辦的機構包括中國科學院、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和中國人民大學。論壇上午由我開始作題為“認知的伙伴:科學與宗教的對談”的演講,接著是羅伯特•羅素(Robert Russell)作“科學與宗教對話中的宇宙學”演講,以及弗朗西斯科•阿亞拉的“從遺傳學到倫理學:一個關於人類本性的進化論觀點”演講。這三位教授,以及泰德•彼得斯和另外四位傑出中國學者都是下午座談會的主要發言人。這四位中國學者是王綬琯、冼鼎昌和李佩珊(這三位乃中國著名科學家,也是中國科學院院士),以及卓新平(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長)。

  其他論壇分別於5月14日在上海的復旦大學、5月18日在南京的南京大學,以及5月19日在濟南的山東大學舉行。在各城市進行的演講都備受矚目,吸引了很多參與者。演講團先後受到了復旦大學王生洪校長、南京大學張異賓副校長,以及剛退休不久的山東大學曾繁仁校長的熱誠歡迎和接見。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南京大學於5月20日慶祝百年校慶,南京演講也榮幸被列為大學百年校慶系列學術講座之一。在弗朗西斯科•阿亞拉於5月16日提前離開中國後,泰德•彼得斯接替他作演講,題為“克隆(複製)與幹細胞爭議中的神學闡釋”。

  在各個論壇中,聽眾對演講的反響都非常熱烈,他們在自由提問部分提出了很多問題。論壇還吸引了不少來自法律、經濟、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等其他專業的學者參與。前來參加論壇的有從事儒教、道教、佛教、伊斯蘭教、天主教和基督教等研究的宗教學者。從事科學研究的學者則廣泛地代表了數理、生化和基因工程的科研領域。

  在北京、上海、南京和濟南的論壇中,我們向到會者分發了約計350本的《橋:科學與宗教》。

 

迴響

  此次巡迴演講獲得巨大的成功。5月份的訪問結束後,我們已經收到20多封來自各地中國學者的信件和電郵。他們都表達了對此次論壇的熱心關注與高度讚揚,並希望我們日後可以再舉辦更多類似的論壇。

  亦有一些中國研究生詢問有關科學與宗教的研究課題。還有兩家大陸的中文期刊向我們預約有關科學與宗教方面的論文。

 

後續計劃

  這次中國之旅的顯著成績,表明中國學術界的繼續開放,以及其對科學與宗教這跨科際對談的興趣。科學與宗教的對話在中國已經掀開了序幕。我們應該緊抓這個機會,在已播下種子的土地上繼續耕耘。科學與宗教在中國的對話,必須有賴中國科學家和宗教學家的積極參與,方能成功。

  筆者仍會繼續籌劃未來一系列在中國的科學與宗教對話,可能包括以下的項目:

 

  • 論壇和巡迴演講:形式與5月的訪問類似,但會有更具體的主題。
  • 科學與宗教課程:推動大學開設此跨科際課程,並為教授課程作出培訓。
  • 出版:出版有關的著作和翻譯。
  • 研究計劃:支持有關科學與宗教的研究計劃。
  • 圖書館支持:提供有關科學與宗教研究的書籍和資料。
  • 互聯網的中文資源:提供有關科學與宗教的網上資料。
  • 大型的重要學術會議:包括世界級的科學家和宗教學家的學術會議。
 

註釋

[1] 有關造成中國文化中科學與宗教的“衝突模式”諸因素的歷史背景的論述,另見江丕盛:〈從長城到青馬大橋:中國語境中的科學與宗教對話〉。本文2002年8月在國際科學與宗教學會(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Science and Religion)成立大典上受邀發表。
[2] 繁體字版將於2002年底由香港中華書局出版;英文版會收集更多論文,亦將於2002年底由英國倫敦SCM出版。
[3] 江丕盛,〈科學與宗教對話的嶄新現象〉,載於《橋:科學與宗教》(泰德•彼得斯、江丕盛和格蒙•本納德合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頁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