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8月 第三期
 

學、對談與研究
──漫談個人近期研究方向

江丕盛
香港浸會大學 宗教及哲學系 暨中心副主任
 

  一些看過我文章的朋友曾這樣表示:你的寫作興趣甚廣呀!有時他們也會驚訝地問:為什麼你會寫這方面的文章呢?有些朋友以為只寫宗教未免太狹窄了,只好在宗教範疇外另找些題材來撰寫。更有人認為,既在世俗大學任教,就應該淡化神學的形象。

  我近三、兩年來所發表的文章涉及知識論與詮釋學,基督論與救贖論,宗教對談與神學建構,宗教哲學與系統神學,複製科技與基因工程,以及科學與宗教對談,教會與社會關係等課題。這些文章多少反映了我近年來的神學關注以及研究方向。

  作研究確實是一件極為消耗資源和精力的事。我任職的大學規模小,研究資源亦相當有限。再加上近年來大學問責文化激變,教授消耗在授課與行政的精力和時間何止倍增?在現有情況下能就一個課題作些研究已是不易,誰又會自討苦吃兼顧這麼廣泛的課題呢?

  事實上,儘管涉及比較寬廣的範圍,但我的文章卻有兩個顯著的關注。其一是神學對談,另一是神學視角。

 

神學對談

  對談是當代神學的特色。即使神學家並非刻意或明顯地進行對談,他的神學反省仍無可避免地把他帶入一個對談的處境中。例如,當神學家闡釋某一個教義時,他不可能絕對抽離這教義的聖經基礎與處境,以及經文詮釋的歷史,也無法完全漠視基督教傳統對同一教義的不同神學理解或宗派立場。尤有進者,作為普世宗教的基督教,其思想必須同時面對其他的宗教或意識形態(如哲學、政治學、社會學或甚至科學等)對人生或實在的不同詮釋的挑戰。神學對談因而主要有兩個層次。一是,宗教(派)之間的合一對談。這個層次上的對談主要涉及宗教的本質和教義的意義,以及宗教(派)間的合一途徑。另一是,神學與其他範疇的跨學科對談。這層次上的對談主要涉及這些學術範疇的宗教意義,或是基督教世界觀作為這些學科的建構基礎及研究推動力,或是進而就實在觀、真理觀及方法論等作跨科際的比較。

  一般人對神學對談的認識大多局限於傳統意義上的宗教(派)之間的對談。對對談理論的學術研究(諸如模式或進路的探索,終極實在或真理的比較等)也都是基於宗教(派)間對談的反省。然而在終極真理與實在的探索中,神學對談必須突破宗教(派)對談的傳統框框,進而展開對人類一切思想與活動的廣泛且深入的反省。換言之,基督教對談的對象不能僅是狹義的其他宗教(派)而已,而應是廣義的所有意識形態及價值觀。當代神學對談不應只反映多元宗教(派)的張力,也應突顯多元文化、多元價值的當代神學處境。

  這樣看來,寬廣而深入的科際對談是神學無可迴避的使命。這絕不是意味著神學需要借助其他學術課題以提高其在學術界的認受性。如果基督教確實相信一位“全能的父,創造天地與一切可見、不可見之物的主宰”,以及認識那位“出自上帝的上帝,出自真光的真光,萬有藉著祂而造”的耶穌基督,那麼對所有事物的探討就不應該在基督教信仰的範疇之外。信仰的思考就必須包括神學與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或人文科學等的積極對談了。

  神學對談範圍應包括一切的意識形態及價值觀,因為這才能反映當代神學的多元文化與多元價值的處境。也只有在這樣一個積極而全面的對談基礎上,正確的神學(宗教)對談理論才可以確立。更重要的是,基督教的信仰本質與神學使命才可以清晰地表露出來。

  我無論寫什麼,總是就神學視角來思考。儘管所處理的課題可能涉及倫理、社會、政治、科學或哲學等範疇,但我的身分、關注和進路仍以神學為主。這並不是說,神學家不可以有其他的寫作身分。一個神學家固然可以同時是從事經濟研究的經濟學家或是進行天文探索的天文學家。然而神學家以經濟學家或天文學家身分所作的研究或探索,無法取代他作為神學家對經濟學或天文學所作的神學反省。因此,他不應該忽視或放棄自己特有的神學視角與進路在科際對談中無可取代的角色。只有在這特定的身分和視角中,他才能有效地深探經濟學或天文學的宗教意義,甚至進一步開拓神學思想對經濟發展或科學文化的貢獻。

  就個人的情況而言,我的學術思考及社會關注源自我的宗教信念及神學立場。我經常如是反省:這課題與神學有什麼關係?它對信仰究竟帶來什麼衝擊?聖經的宣稱在這個處境中有什麼貢獻?因此,我雖然關注自然科學、倫理學、社會學或哲學等問題,但我的終極關注是它們背後的神學思維或宗教觀。我對這些問題的探討是我的神學反省,其本質與專業倫理學家或哲學家的思考有所不同。我基本上以神學的視角與進路探討自然科學或社會學問題。換言之,我的起點是神學,終點是神學,進路與視角亦是神學。

 

神學與自然科學的對談

  神學與自然科學對談是我這兩年來最主要的關注。2001年7月受邀為“國際科學與宗教學會”(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Science and Religion)創會會員。學會在英國註冊,主席為英國劍橋大學皇后學院(Queen's College)前院長及鄧普頓宗教促進獎(Templeton Prize for the Progress of Religion)得主Sir John Polkinghorne ,[1] 會員中有諾貝爾科學家及國際頂尖科學家,章程嚴格限定全球會員不得超過150人 。[2] 2002年8月在西班牙舉行創會典禮,我受邀為大會七位主題講員之一,發表了〈由長城到青馬大橋:中華語境中的科學與宗教對談〉。

  2002年10月獲美國“鄧普頓基金會”(John Templeton Foundation)邀請,並就“科學與宗教對談的國際化”課題,以顧問身份出席該基金會“國際諮詢委員會”(International Board of Advisors)年會,並在會上發言。

  2002年5月率領幾位美國學者訪問北京、上海、南京、濟南和西安等城市,展開“科學與宗教對話的中國之旅”,促成了中國科學家與宗教學家在公共論壇中前所未有的第一次對話。在北京國際論壇更邀得3位中國科學院院士的參與並發言,獲得鉅大成功 。[3] 同年4月和5月邀得伊恩•巴伯(Ian Barbour)及弗朗西斯科•阿亞拉(Francisco Ayala)兩位國際著名學者訪港,在浸會大學演講。[4]

  2001年中獲邀擔任即將由Routledge出版的國際匿名評審學術期刊《神學與科學》(Theology and Science)的顧問編輯。2001年1月獲美國“神學與自然科學研究中心”(Center for Theology and Natural Science)邀請,擔任研究中心的“科學與宗教課程規劃”(Science and Religion Course Program)顧問。2001年4月〈科學與神學:原始的探索〉(Science and Theology: In Search of Origins)一文榮獲由鄧普頓基金贊助的“科學與宗教課程獎”(Science and Religion Course Award)。[5] 主辦機構後來再選出不及十分之一的特優得獎作品在互聯網上長久保留,作為世界各地“科學與宗教課程”的範例,本文榮幸為其中一篇。

  在王寬誠教育基金學術講座計劃下,於2001年5月赴上海復旦大學講學,演講課題包括〈有關科學與宗教之關係的幾個模式的探討〉,〈量子引力時間觀與基督教創造論:當代科學與宗教對談的知識論意義〉,以及〈克隆人與基督教人觀〉。期間受邀訪問浙江大學哲學系,並向研究生作演講。

  其他有關神學與科學的著述有,與泰德•彼得斯(Ted Peters)和格蒙•本納德(Gaymon Bennett)合編的《橋:科學與宗教》(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5月,共277頁),並在書中發表〈科學與宗教對話的嶄新現象〉(頁4-13)、〈認知的伙伴:科學與神學的對談〉(頁50-85)和〈原始的探索:一個有關科學與神學的課程〉(頁246-266)等三篇文章。另有〈自然科學與基督教神學對談的知識論意義〉,收於何光滬、許志偉合編,《對話二:儒釋道與基督教對話》(北京:中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頁354-379、〈科學與神學對談的認識論:以霍金宇宙論為例〉,收於《基督教文化學刊》,第6輯〔2001年10月〕,頁64-90。

  2002年1月受邀在美國神學與自然科學研究中心屬下科學與宗教課程規劃的全球語境中的科學與宗教教學(Science and Religion: Teaching in a Global Context)研討會上,就神義論、進化論及種族屠殺(Theodicy, Evolution, and Genocide)專題發言。此外,又受邀參與柏克萊6月的受威脅地球上的生命(Life on a Threatened Planet: Genetic Controversy and Environmental Ethics) 及西班牙8月的21世紀中的科學和三個一神論宗教(Science and the Three Monotheisms in the 21st Century: A New Partnership?)

 

神學與大學研究

  在大學任教,神學與大學研究的相互關係是我近期研究的重心。本研究中心去年成立之際,恰好亞洲基督教大學院校聯會(Association of Christian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in Asia, ACUCA)及亞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聯會(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 UBCHEA)相繼在浸會大學成立辦事處及研究所,一方面突顯基督教信仰對學術研究與教育的貢獻和重視,另一方面也肯定了浸會大學在亞洲高等教育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兩聯會合作出版國際匿名評審學術期刊《探索:亞洲基督教學者科際期刊》(Quest: An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 for Asian Christian Scholars),並邀我加入編輯委員會。神學與大學的密切關係相信將會獲得本區域學者的更多關注。

  2001年9月美國密芝根州加爾文大學(Calvin College)創校125週年,主辦“基督教學術──其目的究竟為何?”(Christian Scholarship...For What?)國際學術會議,我獲邀擔任主題講員之一,就〈基督教學術的夥伴:跨越神學疆域〉(Christian Scholarship with Whom: Across the Theological Boundaries)發言。2001年12月亞洲基督教大學院校聯會(ACUCA)在泰國曼谷主辦“亞洲基督教高等教育25年:回顧與前瞻”(25 Years of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 Retrospect and Prospect)的銀禧研討會,我受邀發表 〈由相信到宣信:在亞洲多元文化中維護獨特性〉(From Believing to Professing: Maintaining Distinctiveness in a Pluralistic Culture in Asia),同年年底在本研究中心主辦的“基督宗教研究與大學”學術會議上又發表〈基督宗教研究與大學─對基督信仰的認知意義的探討〉一文。前一篇刊於《探索:亞洲基督教學者科際期刊》,後一篇亦將出版。

 

基督宗教與公共論壇

  事實上,大學作為公共學術論壇,神學與大學的相互關係自然亦屬宗教與公共論壇的範疇。更重要的是,宗教在建構社會價值觀的角色不可或缺。儘管宗教一向對亞洲社會的塑造貢獻鉅大,其公共論壇的角色卻一直未受應有的重視。反觀西方學者近20年來在這課題上有不少重要的論述和出版。鑑於亞洲多元文化語境中的社會價值建構必須有賴公共論壇全面而健全的運作,宗教在公共論壇角色的思考尤為重要。我近期有關社會倫理的研討,自然也關注宗教的公共論壇角色。

  近期有關基督宗教的公共角色,計有“Religious Discourse in the Public Forum: A Critique of the Limits of Public Reason”(S. Chan. ed., Truth to Proclaim: The Gospel in Church and Society. Singapore: Trinity Theological College, 2002, pp.77-93)、〈基督宗教與21世紀的社會倫理〉(《基督宗教研究》,第3輯 (2001年):63-76。北京:中國社會科學文獻)、〈公共論壇中的宗教價值〉(《宗教社會角色重探》,宗教與中國社會研究叢書(五)。吳梓明編,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宗教與中國社會研究中心,2002年,頁21-40)。即將出版的會議論文,有2002年4月受邀在復旦大學宗教研究所主辦的“宗教、道德和社會關懷”(Religions, Morality and Social Concern)國際會議上發表〈多元文化中的宗教價值與社會倫理〉(Religious Values and Social Ethics in a Pluralistic Culture)、2001年10月在山東大學主辦的第七屆中美哲學與宗教學研討會上就大會“宗教對話”的主題受邀發表〈真理宣稱與宗教對談──從共同的基礎到真摯的尊重〉(Truth Claims and Religious Dialogue: From Common Ground to Genuine Respect for Others)。2001年11月在中文大學宗教與中國社會研究中心主辦的“基督教與儒家視野中的生命與倫理──第五屆儒耶對話國際會議”上宣讀〈複製人科技及相關生命科技對基督教神學的挑戰〉。

 

基督教神學

  2001年10月與羅秉祥合編《基督宗教思想與21世紀》(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共489頁),並在其中發表〈巴特、現代與後現代:兼論基督教神學的本質〉一文(頁79-104)。另有,〈我信聖靈──聖靈教義的創建〉,《中國神學研究院期刊》,第33期(2002年7月):41-63。2001年6 月在浸會大學與清華大學聯合主辦的“宗教與道德之關係”研討會上宣讀〈福音與律法的張力:兼論基督宗教的道德本質〉。2001年11月在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基督教研究中心所主辦的“基督宗教人學”研討會上宣讀〈“人作為上帝形象”的知識論意義〉。
 

前瞻

  在極有限的時間和資源下,這一點成果,只希望能收拋磚引玉之效。展望前面,我相信仍會在上述幾個範疇上繼續寫作,但或許會選擇性地專注幾個課題。值得一提的是,研究中心的“基督宗教與人文主義”研究課題應該是秉祥、啟文和我在這新學年的共同主要焦點了。
 

註釋

英國皇家科學院院士,劍橋大學皇后學院退休院長。
現有的98位會員包括了諾貝爾科學家Charles H. Townes, William D. Phillips美國國家人類基因組研究院院長Francis S. Collins,世界級神學家Wolfhart Pannenberg, Thomas F. Torrance, Ian Barbour, Arthur Peacocke, 等人。
[3]
詳細報導另見拙文,〈科學與宗教對話的中國之旅〉
伊恩•巴伯為鄧普頓宗教促進獎1999年得主,弗朗西斯科•阿亞拉剛於2002年6月獲美國總統頒授美國科學家最高學術榮譽美國科學獎(American Medal of Science)。
[5] 以往獲獎者包括 Philip Clayton(加州 Sonoma 州立)、Ronald Cole-Turner(匹玆堡)、Anne Foerst(麻省理工)、Langdon Gilkey(喬治城)、J. Wentzel van Huyssteen(普林斯頓)、Nancy Murphy(富勒)、Dietrich Ritschl(德國海德堡)、 Ted Peters(加州 GTU)、Michael W. Poole(倫敦)、Hans Schwartz(德國 Regensburg)、Keith Ward(牛津)及 Fraser Watts(劍橋)等國際知名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