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4月 第四期
 

好書推介:
阿倫•布洛克,《西方人文主義傳統》

關啟文
香港浸會大學 宗教及哲學系 暨
本中心企劃統籌員
 

  布洛克的《西方人文主義傳統》(北京:三聯,1997)翻譯自英文的Alan Bullock, The Humanist Tradition in the West (London: W. W. Norton, 1985),作者曾任牛津大學的副校長,是很受敬重的歷史學家。在介紹人文主義的源流和發展的書籍中,這本書可以說是不可多得的參考書,內容全面,文字精練,視野廣闊,所以我們在這裡介紹書中的一些重點,特別是關於人文主義與基督宗教的關係的討論。例如文藝復興往往被視為有規模的人文主義的起點,而且是一種對宗教的否定,但布洛克卻指出情況遠比這複雜。
 
  第一,文藝復興作為歐洲現代史初期階段,涵蓋從1350年到1600年這麼一個廣闊而又多樣化的歷史時期,因此無法賦予它一個單一的特徵。在這250年之間,歐洲發生了許多事情,例如“中世紀經院哲學傳統和對亞里斯多德的研究,不僅維持了下來,遠遠沒有被人文主義的研究所取代,而且還在大學裡得了繁榮和發展,並對從哥白尼和伽利略開始的科學思想的革命性變化作出了不少的貢獻。”(頁9)
 
  第二,“在中世紀與文藝復興時期之間,並沒有遽然的斷裂或容易劃分的界限。除了經院哲學以外,中世紀的其他思想習慣也在歐洲的許多地方流傳到了十六世紀,反過來,在中世紀也有用文藝復興時期那樣的方式看待人類和人類世界的先例。”(頁9) 第三,文藝復興的人文主義不一定是反宗教的,甚至有結合二者的基督教人文主義,它“不僅出現在低地國家和法國,而且也出現在德國,啟發了馬丁.路德的主要助手腓烈普.梅蘭克東。”(頁30-31)不錯,文藝復興的思想比較世俗化,不像中世紀把焦點放在“彼世”,而且他們相信人靠自己的力量能夠達到最高的境界,這與奧古斯丁筆下人的充滿罪惡的存在狀況是有點衝突。然而“對人文主義者自己來說,這種衝突卻很少成為問題;他們大多數人繼續把基督教信仰視為理所當然的事。”(頁36)
 
  至於少數感到困惑的人,也可以採取聖經人文主義的出路:把人文主義的治學方法應用到《聖經》的本文和教父的著作上。如伊拉斯謨就努力協調基督教研究和人文主義研究,這種結合使他成了他的時代最著名的人文主義學者。這種人文主義甚至為宗教改革鋪路,如路德認為精通古典研究和把它用於《聖經》是恢復基督教導的本來面目的鑰匙,而且路德反對牧師的中間角色以及他堅持個人與上帝的直接溝通,很可以被看作是人文主義的自然發展,正如他堅持把《聖經》譯為各國當地語言一樣。
 
  布洛克這樣總結:“聖經人文主義吸引了法國、德國、英國和低地國家的一部分最優秀和最虔誠的思想家,由此鮮明地昭示了,像他們這樣的人都沒有感到非教條的、虔誠的基督教教義與人文主義對新學的熱情之間存在著甚麼障礙。……文藝復興時期的思想雖然比中世紀更加以人為中心,更加世俗化,但它的宗教性不一定不如後者。”(頁40)“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者……發現有可能用多種辦法,把古典思想和哲學同基督教信念、對人的信任和對上帝的信任結合起來……在文藝復興時期的文人中間,完全世俗的……世界觀,相對來說是很少見的。”(頁78)
 
  雖然如此,文藝復興的中心主題是人的潛在能力和創造能力,“它所代表的思想,它對……人的尊嚴──的堅持,力量是太大了,它們一旦被恢復和重新提出,就無法加以永遠的壓制。儘管在十六世紀末要認識到這一點是困難的,但是未來站在它們一邊。”(頁67)“文藝復興之後緊跟著而來的十七世紀是歐洲歷史上偉大的宗教時期之一”(頁73),“到了十八世紀開始的時候,十七世紀的宗教復興已經失去了勢頭,但在英國以外的地方,特別在天主教國家裡,宗教復興所建立的權力結構仍舊在那裡。”在啟蒙運動的“哲學家們看來,這是必須摧毀的敵人。……他們認為進攻正統教會堡壘的時機已經成熟。對教會擁有巨額財富、腐化墮落和追名逐利的批評,如今可以得到自然主義的宇宙觀,成功的科學方法,和由此而產生的持批判態度的、懷疑的、經驗主義的思想習慣的支持。”(頁78-79)
 
  所以啟蒙運動的人文主義的確與基督宗教有甚大的衝突,然而這幅圖畫也有複雜性。例如伏爾泰本人不是無神論者,他“一生保持了他對……創造主的信仰。他認為,這樣一種信仰並沒有因為牛頓的發現而聲譽掃地,反而因此而有了必要。這種看法就是牛頓本人也會熱烈贊同的,因為他追求宗教真理之心切甚至超過追求科學真理。”(頁82)他們很多是自然神論者,反對天啟的宗教,卻提倡一個沒有奇蹟、教士、原罪論的自然宗教,並且相信共同的道德律──但就是在這點上啟蒙運動面對一重大問題。
 
  如布洛克指出,“啟蒙運動的了不起的發現,是把批判理性應用於權威、傳統和習俗時的有效性,不管這權威、傳統、習俗是宗教方面的,法律方面的,政府方面的,還是社會習慣方面的。”(頁84)但若把批判理性應用於所謂“共同的道德律”,會有甚麼結果呢?他們都同意天啟宗教所提供的權威乃是一種幻覺,但“一旦在這幻覺被丟棄後,善與惡之間,公正與不公之間的區別……還有甚麼基礎呢?難道結論就必須是,既然人是自然的一部份,他做的不論甚麼事情都是‘自然的’,善與惡之間,美與醜之間的區別,純粹是主觀的判斷……?狄德羅寫道,他渴望能夠相信,‘自然的意志是善比惡好,普遍的善比個人的善好。’但是他在別處又說:‘自然不會做錯事。一切形態,美或醜,都有其原因。所有的生物沒有一個不是它應該是的那個樣子。’有人準備完全接受這個觀點:無神論者霍爾巴赫和寫《人即機器》(1748)的醫生拉米特里。其他的人則像狄德羅一樣,既不能否定又不能解決這一難題。”(頁92-93)
 
  啟蒙運動的人文主義的出現通常被視作歷史和文明的進步,例如哲學家們所宣傳的批判思想,和他們的口號:“公民”、“社會契約”、“普遍意願”、“人權”,和最最有力的,“自由、平等、博愛”等,是法國大革命的重要成因之一。然而,“在兩年不到的時間內,造成了革命法庭判罪和處決了大約兩萬名男女,在獄中殺死的又有兩萬人。在1793-1794年的山窮水盡的情況下,戰爭和階級戰爭成為雙方的意識形態戰,公共安全委員會主要委員羅伯斯庇爾和聖茹斯特以盧梭主義原則的名義宣布法國的道德復興和對一個最高存在的禮拜,以代替基督教。那些不接受新秩序的人,或者甚至被懷疑對此缺乏熱情的人,很容易被任意投入監獄和處死,這個懲罰是盧梭在《社會契約論》中建議的,也是羅伯斯庇爾和聖茹斯特為此而送命的。”(頁125)
 
  啟蒙運動深信為了解放人們的潛力,普及教育是很重要的,且是實現民主和開明社會的先決條件。“到了1900年開始的頭十年中,選舉權和基本教育的擴大,使得馬修.阿諾德的‘大眾當權’的前景有了實際內容。”然而,這種大眾當權“很容易受到政客的控制和第一批出現的大眾媒介的控制,這種大眾化報紙就是為了利用大眾的口味和偏見創辦的。在這種偏見中,有侵略性的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有越來越醉心於暴力的傾向……這種種傾向在普遍支持反猶主義、帝國主義擴張和海軍擴張、殖民戰爭方面有許多表現的機會,而這種大眾文化就是年輕的自學成才的阿道夫.希特勒1914年以前在維也納和慕尼黑所吸收的東西。”(頁173-174)
 
  弔詭的是,納粹主義和集中營這些二十世紀悲劇,正是發生於人文主義傳統深厚的德國,而且德國人是所有國家中受教育程度最高的,這個事實就促使很多人否定人文主義,如“喬治.斯坦納在他的講座稿《在藍胡子的城堡中》……表示了他對人文主義傳統的反感,而他本人也是這一傳統的產物:‘有很大一部份知識界人士和歐洲文明機構以不同程度的歡迎態度來對待這種不人道的行為。附近達豪(集中營)發生的事情絲亳也不影響慕尼黑冬季音樂節演奏貝多芬的室內樂。屠夫們手中拿著導遊書崇敬地走過去時,博物館牆上的油畫仍掛在那裡。’”(頁269)
 
  啟蒙運動的另一個問題,就是“對科學的實證主義信仰,以及這信仰所支持的對進步的信念……理性主義打破了宗教和教會對人思想的壟斷以後,自己也變成了一種教條式的意識形態,同樣不允許對它的假定進行檢查,也同樣不容異見。就是這種偏狹不容的態度,促使穆勒轉而反對它,認為它是一種暴政體系。”
 
  布洛克總結全書時,比較三種看事物的主要觀點,“神學觀點把人看成是神的秩序的一部份,科學觀點把人看成是自然秩序的一部份,兩者都不是以人為中心的,而與此相反,人文主義集中焦點在人的身上,從人的經驗開始。……但是這並不排除對神的秩序的宗教信仰,也不排除把人作為自然秩序的一部份而作科學研究。”(頁233)
 
  此外,“人文主義信念的第二個特點是……人的尊嚴。”(頁234)而“第三個特點是它始終對思想十分重視。”(頁235)其實這些重點與基督宗教是沒有矛盾的。當然,“人文主義傳統從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承襲了一股反基督教情緒……但……世俗主義代表人文主義的說法,實在牽強附會,就像把原教旨主義說成是代表宗教一樣。事實上,人文主義對宗教有各種不同的態度。”(頁241)
 

  “有許多不同的方式使人文主義可以自然地同宗教信仰──基督教、自然神論、猶太教──……結合。不僅可以結合,而且在歷史上已經結合了。”(頁243)在布洛克看來,“人文主義的價值觀不僅同尼布爾的基督教現實主義、施維策爾的‘尊重生命’和布伯爾的‘我與你’這三種非常不同的宗教哲學是完全相容的,而且是它們的必要成分。”他甚至認為“任何形式的人文主義若與相信宇宙中存在一個比我們自己偉大的力量並可以指望它給我們幫助這一信仰相結合,我們的處境就會比……聽任人類依靠自己的力量在一個冷漠或敵意的宇宙中保持這些價值觀這樣的處境要強得多。”(頁248)到最後,布洛克提倡的是一種比較現實的人文主義──它“承認人的局限性和軟弱性,因此把希望寄托在人的潛在創造性上,……而不是寄托在人的天性善良上,也不寄托在人的天性邪惡上。”(頁2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