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4月 第四期
 

雅典與耶路撒冷的相遇──
基督人文主義是否可能?

關啟文
香港浸會大學 宗教及哲學系 暨
本中心企劃統籌員
 

  “基督人文主義(Christian Humanism) ”[1] 的說法對不少人來說是荒謬的,因為他們認為基督宗教是以神為本,而人文主義則是以人為本,所以兩者是必然對立、勢成水火的,“基督人文主義”的說法就像“結了婚的王老五”一樣自相矛盾。不單是一些世俗人文主義者這樣看,教父特土良不是也質疑:“耶路撒冷與雅典有甚麼相干呢?”一些教會人士更把人文主義視為基督宗教的大敵,口誅筆伐,百般打擊。我不大同意把人文主義與基督宗教對立的做法,因為人文主義其實有多重涵義,人文主義傳統也存在多樣性,我們不應讓世俗人文主義(Secular Humanism)獨佔“人文精神”,因為這只會給人一個印象,就是基督宗教沒有人文關懷,容不下人文精神,然而基督人文主義其實已存在於西方文化的傳統(由亞奎那到伊拉斯謨到馬里坦),我也深信這種傳統對哲學和倫理都可作出貢獻,至少不會比世俗人文主義遜色。當然,這種看法需要詳細的論證,在這裡我只能概略地談我的研究方向。
 
  在維護基督人文主義的可能性和可信性之前,首先要指出世俗人文主義的不足之處,因為很多人相信,歷史經驗告訴我們,正是因為基督宗教排斥人文精神,現代的人文主義才會興起,這也標誌著,只有擺脫宗教的包袱,單單倚賴人性和理性,我們方可確保人文精神受到尊重。我會嘗試質疑這種看法,歷史的發展往往是出人意表的,擺脫了宗教的世俗思潮,的確曾見證過人文主義的黃金時代,但自19世紀到21世紀初,卻出現了由人文主義到反人文主義的弔詭性轉向。
 
  人文主義在19世紀有長足的發展,在西方文化愈來愈佔主導的地位,“有尊嚴和權利的普遍人性”這概念在社會文化和政治制度裡也開始生根。在19世紀末,很多人期望著人文主義天堂的出現;然而就在這時候,一些先知的聲音已感受到“非人性化”的危機,“反人文主義”的思想的種子也開始播下。在20世紀,我們進一步見到人文主義的多元化發展,但隨著兩次大戰接連爆發,技術的加速發展對文明的威脅愈來愈明顯,反人文主義的聲音也甚囂塵上。特別在我們身所處的時代裡,人道主義信念正受到嚴重的衝擊,甚至就連人(man)這個詞也變得難以應用了──女權主義者指控這個詞只有虛假的包容性。結構主義和後結構主義則質疑“人的主體/自我”等概念只不過是神話,這種後現代思潮對人文主義的批判最後導致“人的消失”、“主體已死”等呼喊。
 
  正如戴維斯(Tony Davies) 所言:“一方面,人文主義極受讚賞……另一方面,人文主義備受譴責:它被視為現代社會和文化的種種壓逼的意識形態煙幕;它假裝為‘普羅大眾’說話,但它卻導致他們的邊緣化和壓逼;甚至經過一種不可逃避的‘啟蒙運動辯證法’,它導致法西斯主義和全面戰爭的暴行的夢魘。”我認為很多反人文主義的種子已潛藏在世俗化了的人文主義之中,當人們將“上帝”從窗口拋出後,夢想人性就能挺拔於天地之間,再沒有東西可在他之上壓逼他,然而卻發現取代“上帝”的是一隻又一隻的妖魔:集體主義烏托邦、科學決定論、科技主義、消費主義等等,把人還原為歷史進程的棋子、自然定律的傀儡、科層社會的鏍絲釘和物慾的奴隸,對人性的壓逼只是變本加厲。而抗拒這些發展的人文主義(如存在主義)卻往往演變為非理性主義或懷鄉病,排斥科技,貶抑理性,難以承托現代文明。透過整個發展的回顧,當可幫助我們思考世俗人文主義的內在張力。再者,認識到今天的人文精神其實面對深重的危機,基督人文主義所可能作出的貢獻就不應武斷地抹殺。
 
  然而要解釋為何基督宗教與人文精神是相容,我們不得不面對過往基督教會的不光彩行為,如支持奴隸制度、逼害異教徒、猶太人和異端,與及貶抑女性等。這些歷史事實都是“基督教思想有違人文精神”的指控的證據。面對指控,或許基督宗教所應彰顯的第一種人文精神,就是自我反省的精神。事實上很多基督教的神學家致力於自我批判(如Hans Küng),這一方面是對真理的尊重,另一方面是因為基督徒相信唯有基督是真理本身,我們要不斷超越、去除偏執,才能對主有更全面的了解。自我批判最後也應帶來誠實的懺悔,如教宗約望保祿二世為伽里略平反和為基督教徒的惡行認罪,這與亞洲政府極力掩飾罪行的態度構成一種對比。
 
  然而我們也要指出對基督教會的批判也很易犯以偏概全的毛病,面對過往歷史所出的錯,我們應問一些問題:究竟錯誤是源自聖經信仰本身還是一些扭曲聖經的傳統(如對性抱著太過負面的態度)?有沒有其他更可取的信仰傳統?錯的是信仰的標準本身還是信徒的行為?作錯事的是否真正的信徒,還是已被權力腐蝕的“神棍”?例如海涅認為伏爾泰(及他所代表的啟蒙運動人文主義)對教會和聖經的攻擊“只不過損傷了基督教遲早要死的肉體,並沒有觸傷基督教的內在本質,沒有觸傷它那深邃的精神,沒有觸傷它那永恆的靈魂。……正因為經伏爾泰和他的同道們損毀基督教那早該損毀的外殼,才解放出它的深邃精神和永恆靈魂。在這方面,他們的功績是巨大的。”今天,“經過猛烈衝擊才洗刷掉血腥和暗跡的基督教,已經回到……適合它自己的位置,真正成為一個靈魂的家園,它的教會也真正充當起世界和平的使者。”我們也要注意,不應隨意把西方基督宗教的賬算在亞洲和中國基督宗教上,因為由始至終,亞洲的基督宗教只佔據邊緣的位置,就如早期的基督宗教一樣,只有被人壓逼和排斥的份兒,卻沒有壓逼人的資格。
 
  再者,我們也不可忘記基督教會的故事的光明面:基督教的慈愛及公義精神是西方社會關懷和政治改革的泉源,例子多不勝數:初期基督教對嬰兒、胎兒、奴隸和戰俘的關懷,是西方對生命的尊重的根源;教會開設醫院、麻瘋病院、避難所,照顧孤兒寡婦和貧病無依者,是西方慈善事業的始創者;還有大量受基督精神感召而獻身服侍大眾的信徒和組織,如聖法蘭西斯、南丁格爾、史懷哲醫生、德蘭修女、救世軍、青年會、女青年會、紅十字會等等。秉承基督教的公義精神,與不公義制度抗爭的英雄則有:解放黑奴的威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與林肯、潘霍華、馬丁路德金、波蘭神父龐比烏斯高(Father Jerzy Popieluszko)(1947-1984)和南非的杜圖主教。菲律賓的“人民力量”運動能打倒馬可斯,Benigno and Cory Aquino的信仰和天主教會的重要角色,也不能忽略。拉丁美洲的解放神學,則在Archbishop Romero的身上發揚光大。
 
  以上例子顯示,基督教的人文精神不是空洞的概念,而是一種具體的實踐,而且與基督宗教的信仰有內在關連。要表明這一點,我會嘗試去為基督人文主義勾劃一個輪廓,指出為何基督宗教能為人文精神提供很重要的文化資源。很多人對基督教有誤解,認為她只強調人的罪性,否定人性的美善和潛能;只關心來生和個人靈魂,否定今生的幸福和社會改革。然而真實的基督宗教信仰是肯定人的尊嚴的,因為人不單有神的形象,更是神的愛和救贖的對象。基督宗教的中心思想──道成肉身──是對人類最終極的肯定,也是一個應許:人性的完成是可能的。
 
  要開展基督人文主義,還有很多課題要處理,如批判世俗主義的自由主義,卻重視自由、民主、人權和寬容的價值;反對科學主義,但重視理性與科學精神;一方面將科學與人文和與信仰精神調和,另一方面鼓勵自我批判、不斷反省的信仰。與中國文化展開批判性的對話,與中國人生存經驗結連,例如可吸收儒家的覺健精神,但亦要在中國處境中引入罪觀和深刻的懺悔意識。正視權力、貧窮、公義等問題,聆聽中國人的聲音,特別是這百多年的苦難,去建構對中國人適切的神學。這裡不能一一討論,但相信已充分顯示,基督人文主義的建構和發展,是既令人興奮又艱鉅非常的任務。
 

註釋

[1] 我在這裡把“Christian Humanism” 翻譯為基督人文主義,而不是基督宗教人文主義,因為我相信基督人文主義的根源是耶穌基督的福音,而不是歷史上有組織的基督教會,後者有時很美好地見證基督的福音,但有時又會與基督的福音背道而馳。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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