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4月 第四期
 

怎樣理解西方古典時代的人文思想?

王曉朝
北京 清華大學 哲學系
 

  人文主義在大多數語境中指的是從歐洲文藝復興開始一直延續至今的人文主義思潮或思想派別。若以此為標準,此前的西方人文精神或人文思想因素只能是這種特指的人文主義思潮或思想派別的思想來源。然而,我們也不妨按照布洛克(Alan Bullock)的做法,“姑且不把人文主義當作一種思想派別或者哲學學說,而是當作一種寬泛的傾向,一個思想和信仰的維度,一場持續不斷的辯論。”[1] 筆者就在這種極為寬泛的意義上,從歷史的層面闡述西方古代的人文思想及其與基督宗教的關係。
 
  人文思想的誕生需要具備一些基本的條件。簡要地說來,社會經濟要發展到一定程度,使部分社會成員或某些社會階層有可能脫離物質的生產勞動,專門從事精神文化的創造;政治要採取比較民主的形式,使社會公民能夠享有同等的政治權利;宗教要比較人性化,宗教組織對民眾的精神控制要相對比較鬆馳,給個人的思想自由留下較大的空間;社會要具有較大的寬容度,使不同的思想能夠共存。從世界歷史的發展來看,希臘民族最先具備了這些條件,因此人文思想最先出現在希臘,而雅典則是希臘人文精神表現最集中的地方。
 
  古希臘羅馬的典籍中有許多關注人、重視人、提高人的地位的言詞。戲劇家索福克勒斯說:“奇異的事物雖然多,卻沒有一件比人更奇異。”[2] 歷史學家修昔底德說:“人是第一重要的,其他一切都是人的勞動成果。”[3] 大政治家伯里克利說:“每一位公民都能做自己的主宰。”[4]
 
  古希臘教育的根本目標是培養身心和諧發展的人才,體育是其教育體系中使受教育者精神健全、道德完善和體魄強健的主要手段,其價值內涵就是:強調人的尊嚴、肯定人的欲望、張揚人的個性。對於這種教育模式,希臘人稱作“paedeia”(教育),羅馬共和國晚期的哲學家西塞羅則為這個詞在拉丁文中找了一個對等的詞“humanitas”。西元2世紀的羅馬哲學家奧魯斯蓋留斯(Aulus Gellius)為人文學科(Humanities)提供了一個明確的定義:“在所有動物之中,只有人類會追求美優之藝的知識與訓練,因此美優之藝被稱為‘humanitas’,即人文學科(humanities)。”[5]
 
  希臘羅馬的人文思想產生了重大的社會後果。它使文明的種子到處播撒,又使整個希臘羅馬世界的古代文明燦爛輝煌。在人道的意義上,希臘羅馬的人文主義開創了西方人道主義(儘管不是全民的,而主要是奴隸主階級的)之先河,這是希臘羅馬人給世界文明留下的思想遺產;在人本的意義上,希臘羅馬思想家創造了以人為本之思想模式,批判了傳統宗教對民眾的束縛,力圖探索一種理性宗教,充分肯定了人的價值和能力,激發了希臘羅馬的文明成就;而在人文的意義上,希臘羅馬人以教育改造人性的模式至今仍是全球文明發展的重要理想。然而即使是在古代文明繁榮昌盛之時,文明社會的道德宿命也同樣顯露出來。
 
  希臘羅馬的人文主義的優點在於能夠促進個人的全面發展,使人的能力全面提高;其缺點則是,缺乏信仰與道德的約束力,使社會公德與個人私德淪喪。我們看到,希臘羅馬的傳統宗教沒有發揮好維持社會公德的功能。西元前第五世紀的雅典人已不是道德的楷模;知識的進步已使他們之中的許多人脫離了其倫理傳統,並且將他們轉變為凡乎不道德的人。他們很少有利人的觀念,很少想到要像愛自己一樣去愛他們的鄰居。希臘人可能也承認誠實是美德,但是他們想盡一切投機取巧的方法。雖然政府設有監察官,但雅典商人在貨物媊e假,例如在臘腸媊撉祕蛂A克扣斤兩。在政治中也一樣,歷史學家修昔底德說,人們寧願被人稱作精明而不肯讓人說自己誠實,懷疑誠實是頭腦簡單。像阿里斯底德這樣誠實的人即使白天打著燈籠去找,也找不到第二個。找出願意出賣國家的希臘人倒是一件容易的事,希臘任何時候都不缺乏處心積慮想叛國的人。賄賂是政治上求聞達、犯罪求赦免以及外交冀有所成就的常用手段。議會撥給伯里克利大筆款項,供其在國際談判中的秘密用途。歷史學家色諾芬直截了當地說,與敵人打交道要用欺騙及強取的手段。希臘人和羅馬人在享樂方面沒有任何罪愆的感覺,他們好色,而且幾乎完全基於肉欲上的,但很容易為不正當的性關係原諒自己,不認為道德上的過失是一種罪大惡極,不可饒恕的行為。
 
  中國學術界長期以來對基督教與西方古典文化的關係存在著許多誤解。基督教作為一種起源於東方(近東)的一神教文化,其基本精神確實與以多神崇拜為特徵的西方古典文化背道而馳的。因此,基督教的興起與擴張必然會與古典傳統發生激烈的衝突與對抗。尤其是在基督教成為國教以後,昔日精美的神像被銷毀,與偶像崇拜有關的文學藝術和科技活動遭禁止,教士刮去羊皮紙上古典作品的字跡,代之以基督教的經文,異教神廟被改建成基督教的教堂。然而我們若透過這些令人迷惑的表面現象而深入到精神層面去考察,那麼我們便不得不承認,基督教的發展並沒有完全拋棄古典文化,而是作為一個文化主體重組了西方古典文化。
 
  基督教為後人確立了一套全新的道德標準。首先,她用一種宗教集體主義的原則取代了羅馬時代得到惡性發展的極端個人主義。基督教尊重權威,固守家庭長幼之道,主張克己節儉,這與揮金如土、姿情縱欲的羅馬貴族形成了鮮明對照。其次,她用一種宗教的貞潔觀遏止了帝國時期那種紊亂的性關係。基督教認為獨身是聖徒的偉大品德,而婚姻則是繁殖教民人口的權宜之計和約束情欲的暫時手段。最後,她用一種贖罪的義務遏止了在羅馬社會肆虐一時的自殺風氣。基督教認為人生的全部目的就是為人類的始祖贖罪,這是上帝的安排,任何用自殺的方法逃避這一義務的行為,都是大逆不道。
 
  基督教還在某些特定場合充當了古典學術的保護者和避難所。當蠻族用戰火銷毀古羅馬最後殘跡的時候,基督教扮演著一個不同的角色。她在西羅馬滅亡之後的西歐大混亂中充當了秩序的代表,在無政府狀態中行使了政府的職能。誠如耶格爾所說:“歷史學家們還沒有給予這種古代的基督教人文主義以足夠的注意,近代的學術研究和人文主義就是從這媯o展出來的,而且到了很晚的時候才將它們自己解放出來。但是如果沒有它,那麼還有多少古典文獻和文化能夠保存下來呢!”[6]
 
  思想類型或思維方式的轉變是文化轉型最根本的轉變。按布洛克的思想類型觀的區分,基督教思想和人文主義思想屬於兩種不同的類型。“一般說來,西方思想分三種不同模式看待人和宇宙。第一種模式是超越自然的,即超越宇宙的模式,集焦點於上帝,把人看成是神的創造的一部分。第二種模式是自然的,即科學的模式,集焦點於自然,把人看成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像其他有機體一樣。第三種模式是人文主義的模式,集焦點於人,以人的經驗作為人對自己,對上帝,對自然瞭解的出發點。”[7] 這樣的區分一般說來是可行的,但落實到人們看待基督教與人文主義關係的問題上,也很容易使對基督教瞭解不多的學者誤認為基督教思考一切問題都從上帝出發,對人文主義的思維方式是截然相反的。而實際上,基督教的信仰包涵著對人的深刻理解,而且能夠擺脫人文主義對人的認識的片面性。基督教的思維方式確實是以神為本位的,但她決不輕視人,同時也不忽略人性中惡的一面。以往把基督教的思維方式理解為對人性的全面壓抑實在是過於簡單化了。
 

註釋

[1] 〔英〕阿倫•布洛克著,董樂山譯:《西方人文主義傳統》(The Humanism Tradition in the West)(北京:三聯,1997),頁3。  
[2] 索福克勒斯著,羅念生譯:《悲劇二種》(Antigone & Oedipus Rex)(北京:人民文學,1996),頁16。  
[3] 修昔底德[Thucydides]著,謝德風譯:《伯羅奔尼撒戰爭史》(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北京:商務,1978),頁190。  
[4] 修昔底德著,謝德風譯:《伯羅奔尼撒戰爭史》(1982年),頁132。
 
[5] R. S. Crane, The Idea of the Humanitie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p. 23.  
[6] Werner Wilhelm Jaeger, Early Christianity and Greek Paideia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耶格爾:《早期基督教與希臘人的教化》,頁101。  
[7] 〔英〕阿倫•布洛克:《西方人文主義傳統》,頁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