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12月 第五期
 
我在故我在:
科學自然主義的宗教和人文

論文摘要

江丕盛
香港浸會大學 中華基督宗教研究中心
香港浸會大學 宗教及哲學系

里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 1941- )是當今知名度最高的生物學家之一。他的第一本著作《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令他聲名大躁,據稱自1976年出版以來便不斷重印,未曾斷過市。 道金斯視自己為一個科學人文主義者,然而,他對宗教的極度偏見使他屢屢把宗教和迷信、甚至邪教混為一談,例如把號召近千人與他一同自殺的美國人民之殿教主鍾斯(Jim Jones)和基督教的約翰.衛斯理(John Wesley)、聖保羅等相提並論! 這種偏執不禁使人對他所代表的科學人文感到疑惑。

道金斯不單是要藉著“自私的基因”概念把進化論推廣到大眾的語言,更意圖以此闡明宗教的無稽。儘管他經常強調自己只作實在的描述,意即只管科學事實,不問其道德意義、亦不作哲學揣測,令人質疑的是,“自私基因論”是否真的只是對實在的科學論述而已?是否是對實在的一個恰當的描繪呢?

如果道金斯的自私基因論確實是一種基本的科學論述,這說法就會出現在生物學或基因學的教科書上。科學家要麼就接受這一科學理論,要不然就會另提證據來駁斥它。然而,有關自私基因論的說法、討論和爭議都只出現在哲學、宗教、或倫理學的論述上,並不出現在生物學或基因學的教科書上。必須知道的是,科學的描述並不涉及目的或使命,例如,萬有引力論只指出萬有或物體之間存在著互相吸引的力,卻不會有“萬有有把其他物體拉向自己的目的”的論述。又如,牛頓運動定律只說,在不受外力作用下,靜止的物體永遠靜止,運動的物體永遠朝一直線作均速運動,卻不會有“在不受外力作用下,萬有有慣性的意向”。就科學的描述而言,作為決定生物性狀的遺傳因子,基因有“不斷自我複製”的功能。道金斯把這功能擬人化,甚至把基因主體化,視之為唯一的主體,把所有生命視為機器或載體,進而以基因的自我複製為生命的終極目的,從而否定生命有其他的目的:“這裡無需涉及設計、目的和方向等問題。”

在充斥著電子與自私的基因,充斥著盲目物理力量及基因複製的宇宙裡,有些人會受到傷害,有些人好運連連;而你,找不出其中的因果關係,也找不出任何正義。如果實際上根本就沒有設計、目的,無所謂善惡,除了盲目無情的冷漠之外再無其他,那麼我們所觀察到的宇宙的種種特性正在意料之中。 但這顯然不是科學論述,而是科學自然主義的論述。

所謂“永恆不朽”的基因原來只是敘事的神話。事實上,基因不是不朽的。個別的基因並沒有活100萬年,都隨著有機體的死亡而死亡,只是在死亡之前自我複製,得以不斷延續。如果這叫作不朽,那麼人豈非也是不朽,藉著一代又一代、一個又一個的身體而不斷延續?再者,基因在複製的過程中必然產生變異,而變異的累積就形成新的物種。問題是,變異後的基因還算是原來的基因嗎?500萬年前原始的物種還能說在今天進化後的萬千物種中永恆不朽嗎?

從生物的結構而言,為什麼是“自私的基因”,而不是“自私的鹼基”? 為什麼是“永恆不朽的基因”,而不是“永恆不朽的鹼基”?為什麼不把基因視為四種鹼基的機器或載體?這樣一來,豈僅僅是沒有設計、目的,善惡,根本也沒有所謂的變異。套用道金斯的說法,鹼基根本不在乎變異或物種,從鹼基的視角來看,所有的生命不過都是鹼基的不同序列和組合而已。基因的變異有如生命的設計、目的,善惡等,都是幻覺。當然,所謂的達爾文的進化論和自然選擇,以及自私的基因和盲目的鐘錶匠,也可以和19世紀培禮(William Paley, 1743-1805)的設計論證成為歷史的徒然努力了。


文化的瀰因

正如生命基因一樣,文化瀰因只有一個終極目的,即不斷地自我複製、自我保存。如果基因是沒有設計、目的,或善惡的,文化瀰因也應是沒有設計、目的,善惡的。在基因的世界裡,病毒其實毫無意義的,複製之外無他物。某一個變異在某一個特定的環境下對某一種有機體而言是病毒,在另一環境裡就可能相處無事。

道金斯的文化瀰因是兩刃的:如果說有神論和宗教是病毒,那同樣的理由也可以應用在無神論和科學自然主義上。


我在故我在

如上所述,道金斯的世界觀中只有一個絕對的實在,即可以不斷自我複製的基因。道金斯以擬人式說法,把這無止休的自我複製視為基因存在的唯一使命和目的,即“我複製,故我存在”。

但“我複製,故我存在”與“我愛,故我在”或“我被愛,故我在”不同。“我愛,故我在”或“我被愛,故我在”以愛或被愛為存在的意義和價值,是跨越自我存在的追尋。“我複製,故我存在”只是一個無休止複製和存在:存在的形式是複製;複製的目的是存在。嚴格上來說,“我複製,故我存在”只是一個自我複製程式的存在。這程式成了宇宙間唯一的真理和實在。究竟是基因的複製或瀰因的複製,恐怕完全都不重要了。如今常存的只有:“Copy me!”、“複製我!”、“拷貝我!”

因此,“我複製,故我存在”最終無法建立任何超越存在的意義。它與“我複製,故我複製”或“我在,故我在”是同樣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