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12月 第五期
 
跨文化語境中的“人文主義”

論文摘要

李天綱
復旦大學 哲學系 宗教研究所

討論十六到十八世紀的歐洲文化史,“人文主義”無疑是最為突出的思潮之一。十六世紀剛剛組織起來,旋即蓬勃發展,席捲全歐洲,轉又東漸遠東,到達中國的耶穌會,與“人文主義”思潮有沒有關係?在後來的傳教運動中,耶穌會士對於中國文化和中文經典的研究,在何種程度,在什麼意義上影響了歐洲的“人文主義”話語?這些問題已經超越了歐洲背景,來到中國,成為一個“跨文化”的問題。

在我們研究明末清初來華耶穌會士研究的時候,非常忽視裴化行(Henry Bernard, S.J. 1897-1940? )的研究就是一個例子。裴化行是法國人,耶穌會士。二十年代末來華傳教,在上海、南京、北平、天津等地傳教。在研究明清耶穌會的時候,裴化行提出用“人文主義”的眼光來看待利瑪竇一派的傳教士。裴化行提出的“人文主義”研究方法,具有非常的穿透力。因為他不僅談論了歐洲當時進行著的“文藝復興”和“人文主義”運動,同時也把明中葉以後的中國社會思潮也看作是“文藝復興”和“人文主義”運動。兩種近似的“人文主義”思潮相會在一起,因此,我曾把這種兼涉中西的跨文化交流運動,稱為“雙重文藝復興”(Double Renaissances)。

耶穌會士繼承“人文主義”經典研究方法,有些大膽激進的會士,開始根據埃及文、印度文、日文和中文的經典,研究一種“普遍的宗教”,尋找有關“上帝”的信息。從這方面來講,耶穌會士把“人文主義”的內涵大大地拓展了,“人文主義者”的活動從歐洲擴展到了全世界。

利瑪竇最早在中文經典中尋找“上帝”。“人文主義者”都是在經典文字中研究上帝,利瑪竇的獨特貢獻在於他用漢語經典來搜尋“上帝”,他的《天主實義》主張“萬教之理,當各類以本名” ,“吾天主,乃古經書所稱上帝也” ,利氏所謂,是一種“五經上帝論”。在他看來,佛教傳入中國時,把希臘哲學的真經念歪了;道教則把中國古代的上帝信息理解錯了;儒家“五經”和“四書”中的“天”和“上帝”,則和《聖經》中的“神”一致,但後世的儒家卻把它遺忘了。

“人文主義者”對文獻的信任,來源於他們對世界歷史統一性的信任。在教義上,“人文主義者”遠不是不信宗教的。相反,現代學者重新認識到托瑪斯•摩爾和伊拉斯謨都還是抱有天主教的“大公主義”。“大公主義”認為:人類有同一個來源──上帝。基督的信息,應該是覆蓋了全人類,存在於各種文字中。這樣一種信念從利瑪竇的《天主實義》中已經透露。利瑪竇第一次翻譯了“大公”的概念,他說:“此天主道,非一人一家一國之道。自西徂東,諸大邦鹹習守之。……吾將譯天主之公教,以徵其為真教。” “天主至公至明。” 如裴化行指出的那樣,利瑪竇是“歐洲漢學的發端”。 他在1593年把《四書》翻譯成拉丁文。利瑪竇曾經提出:中國佛教的“輪回說”是從印度人從希臘畢德哥拉斯理論轉輸來的。利氏之後,很多來華耶穌會士都想建立這種假設,與其說他們是憑著知識和理性來從事,不如說是憑著“人文主義者”對文獻、對上帝的激情和信仰來從事。

我們可以看到四百年前,就有學者懷著“天下大公”的宗教理想,企圖把中國文化納入他們的體系之內。就像當時的中國的明清學者也企圖把西方天主教學問納入中國文化體系一樣。中西學者們就是通過這樣的交叉行為,漸漸地走到一起,真正地對話交流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