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10月 第六期
 
中心主任的話──宗教信仰的思考、對談和動力

江丕盛
香港浸會大學 宗教及哲學系 暨
中華基督宗教研究中心主任

中華基督宗教研究中心成立迄今只有短短三年多的時間。在研究中心成立之前,羅秉祥、關啟文和我已經積極和中國的宗教學者作學術交流。這些活動使我們深切感到有成立一個研究中心的必要。還記得2000年9月,羅秉祥、關啟文和我在北京參與一個學術會議,會議結束後的當天晚上,我們聚集在酒店房間裡一起商討研究中心的成立,並漏夜草擬一份向大學當局提出的詳細提議書,一直到凌晨四時許方才休息,但第二天清早八時半就又趕著車子到另一間大學訪問。九個月後,研究中心終於成立了。研究中心的規模當然很小,人力和物力資源都極為有限,但是我們不分彼此、事無鉅細、不計得失、共同為研究中心的事宜操心和努力。在羅秉祥的大力帶領下,研究中心這三年確實取得了令人十分鼓舞的成績。

2004年6月底,由於羅秉祥被委任為另一研究中心的主任,我只好接上他的棒子。這個安排雖然不是大家所願意的,但是為了整體的發展,我們必須勇於接受這個挑戰。事實上,基於我們對基督教研究的積極委身,以及我們過去近四年的緊密合作關係,除了角色的轉移和責任的調整外,我們在中華基督宗教研究中心的這一核心團隊仍然不變。

中國這十多年來的宗教學研究有蓬勃的進展,有關基督宗教方面的研究尤為顯著。今日的現象是十年前所無法想像的。特別是踏入新的世紀後,有更多的宗教學本科專業,碩士和博士的研究點,新的宗教學基地和研究中心紛紛成立,新一批剛考獲博士學位的年青宗教學學者加入教學和研究的工作,宗教學研究的範疇更為寬廣、課題更為繁多,宗教學的各種學術會議和期刊開始令人應接不暇。就當前的情景而言,在面對更為緊縮的資源下,我們認為研究中心日後的活動重點和以往應該有不同,聯誼性或一般性的大規模研討會可以不必多辦,我們應該轉而專注自己的學術專長,就現今中國文化和宗教的具體和特有的問題,與國內的學者合作,進行更為深入的學術探討和思考。當然,這種嶄新的嘗試或許要花費更多的時間。我們即將完成的第一個課題是“基督宗教與人文主義”,另一即將展開的課題是“基督宗教的公共性”。

在成立研究中心的過程中,我們曾經多次思考應該以基督宗教或是以更為廣泛的宗教或文化作為定位,經過詳細的思考後,我們最終決定以基督宗教為定位,並以歷史的基督宗教信仰傳統為基礎。首先,這定位確實反映了我們自己的學術專長所在;其次,在宗教研究中,我們的對象最終不是抽象而普遍的宗教概念,而是具體而獨特的宗教傳統和信仰體系;再者,以中華文化為脈絡的基督宗教研究的重要性是學術界所重視和肯定的,因為這研究不但有助中國對西方文化的深入認識,對中國文化的自我更新和現代化亦有裨益。

我或許可以用以下三句話來概述我們的研究所著重的三個向度(dimensions):

一、 信仰尋求理解(faith seeking understanding)。不少人以為信仰和理性是相互排斥的零和關係。要做嚴謹學術的理性操練就必須先得放下宗教信仰的沉重包袱。果真如是,宗教信仰的學術探討就是“圓的方”了。然而,信仰認知的成熟表現是“知其然,知其所以然”。中世紀神哲學家安瑟倫(Anslem)秉承奧古斯丁(Augustine)的傳統,提出了“信仰尋求理解”(fides quaerens intellectum)和“我相信,為求理解”(credo ut intellegam)的格言。安瑟倫對基督信仰的合理性的基本洞識是,“儘管信仰在理解之先,但是信仰的內涵仍是合理性的。這些權威性的格言確定了信仰對理性的優先性,同時也斷言了信仰的合理性。”[註1] 西方的基督教神學建構和基於這信仰傳統的宗教哲學都是“信仰尋求理解”的最好註腳。這是為什麼西方最頂尖的大學仍然執著於對神學和宗教哲學的研究,這也正是我們研究中心為什麼經常強調嚴謹的建設性神哲學進路是不可或缺的。

更重要的是,信仰原來並不只是宗教所獨有的。大學所有學科的學術探索和思考本質上也都是“信仰尋求理解”的活動。對學術研討的信仰基礎的深層認識可以幫助我們在大學裡建構科際間的對談和跨科際的多元進路。這樣看來,大學確實有需要承擔介紹和捍衛宗教信仰的高水平學術活動,使到人文教育的崇高理想在信仰和學術的整合中獲得充分而完整的體現。

二、 信仰尋求溝通(faith seeking communication)。美國今年的總統選舉讓我們清楚看到美國社會裡意識形態的對立和衝突愈來愈尖銳,只是作“保守”和“開明”或是“宗教”和“世俗”的簡單標籤,不僅無助於對事實真相的深入瞭解,而且根本無法建立任何有意義的溝通,更遑論消解社會的分化和矛盾。在全球化的大趨勢中,類似的分化和矛盾可以藉著所引發的全球性關注而演化為不同地域的本土問題。因此,如何確立不同價值體系的溝通和不同信仰傳統的對談確實是今日社會的當前急務。然而不少人,甚至包括參與宗教對談的學者,以為一旦持守自己獨特的信仰傳統就無法與他人對談。這種說法受到不少神學家和宗教哲學家的質疑,因為成熟的信仰體系不應是自圓、自言和自閉的。真正的對談就是容許不同思想的交流,包括彼此的不同假設及排他宣稱。信仰因著嚴謹的思考鍛鍊應該只會顯得更成熟和更冷靜,會更有耐心和更有智慧地尋求溝通的渠道,在一個分享、思辯甚至說服的對談過程中與其他的思想接觸,消解社會的分化和歧見,為社會的秩序和行動尋求合適的理據。

如前所述,信仰不只是宗教所獨有的,宗教信仰只是多元社會信仰的一元。大學的學術研究應該為各種不同的信仰體系提供一個重要的對談平台和溝通渠道。必須注意的是,基督教信仰在21世紀的對談範圍不應只是中國傳統的哲學或宗教,而應是包括更廣泛的其他學科、意識型態及價值觀,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反映出其多元文化與多元價值的當代處境。因此,現代和後現代、當代詮釋學、基因工程和數碼科技等所引發的各種倫理、法律和社會等議題都可以是研究中心的“信仰尋求溝通”的對象。科學與宗教的對談也是研究中心積極開拓另一重要領域。

三、 信仰尋求行動(faith seeking action)。近20年來西方學術界所關注的一個問題是,宗教觀點是否應該被排除於公共論壇之外。不少人以為宗教信仰只是一種個人的信念或靈性的探索,與社會的秩序或世俗的價值無關。政治自由主義者如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遂倡議文明社會中的理性公民在公共論壇的政治辯論的參與,必須接受公共理性(public reason)的制約。這羅爾斯似乎忽略了一個極為重要的事實:宗教在許多方面塑造社會,孕育出豐富而多樣的文化,提供了生命的意義和價值觀,維繫和整合社會中的族群和秩序。就事實而論,宗教從未被排除在亞洲的公共生活和社會價值之外。即便是在自由主義傳統長期以來將宗教思考排斥在公共論壇之外的國家裡,宗教仍對公共事務發揮實質性的影響。如果這種對宗教的排斥在西方社會是站不住腳的,那麼在亞洲社會就更是如此。 [註2]

在一個致力挑戰傳統、不斷打破禁忌的時代裡,價值觀和社會倫理的建構是我們必須關注的課題。我們仍然深信宗教信仰還是社會改革的原動力。但這發自信仰的生命動力必須是建立在一個嚴謹思考和積極溝通的基礎上。

宗教乃文化之根本,學術乃天下之公器。大學的宗教研究不僅是人文科學的堅實基礎,更是探索生命意義和文化價值的必經途徑。大學的宗教研究學者因此身負重任,我們期望在大家的齊心努力下,“信仰尋求理解”、“信仰尋求溝通”和“信仰尋求行動”的信念和傳統在中華文化學術界得到體現。

 

[註1] Alister E. McGrath, McGrath, Historical Theology: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Christian Thought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98), 頁118f.

[註2] 參,Josm Casanova, Public Religions in the Modern Worl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作者所考察的四個國家為西班牙、波蘭、巴西和美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