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0月 第八期
 
「清代基督教志編纂中的教案問題」講座

韓思藝
香港浸會大學 宗教及哲學系
博士研究生


  2006年5月5日,在浸會大學歷史系教授李金強的主持下,上海大學文學院副院長陶飛亞教授在香港浸會大學中華基督宗教研究中心,作了題為「清代基督教志編纂中的教案問題:從雍正禁教說起」的演講。

   陶飛亞教授首先簡單介紹了國家清史編纂工程的一些情況,對其中他所負責的項目──「清政府對基督教的政策」作了些說明,並從這個角度出發,探討了清代的教案問題。

  陶教授分析了明末清初朝廷對天主教的認識的幾個基本的思路,如當時的國際背景,即葡萄牙和西班牙在亞洲的征服和侵略、國內的天主教與中國文化的衝突、朝廷對西學的作用和傳教士人品操守肯定等。

  在這種思路中,由於清廷需要西學,康熙皇帝熱愛西學,也就延及西教;由於康熙皇帝對天主教有較深入的瞭解,也就寬容天主教傳教;但是因為禮儀之爭會影響到中國的社會秩序,所以康熙皇帝也因此下令禁教。

  雍正皇帝出於國家安全的考慮,也由於對天主教存有疑慮,特別是天主教如果影響到儒學的權威,會引起宗教之間的糾紛時,禁教就成為了必然。但是因為傳教士在宮廷服務,能夠直接與皇帝溝通,故還沒有趕盡殺絕,而呈現出內鬆外緊的狀況。到了乾隆皇帝,由於對天主教與國際知識的隔膜更甚,對天主教與西國關係擔心更甚,但是由於傳教士在宮廷內的服務,仍能對天主教在民間的傳播有所保護。然而到了嘉慶朝和道光朝,由於傳教士宮廷服務模式的終結,皇帝對西學的瞭解越來越少,對西學、西教的隔膜日益加深,所以厲行禁教,西學中止傳入,西教轉入暗中傳播。

  最後,陶教授總結清政府對基督教的政策與天主教傳播之間的關係為:1.禁教勢力、皇帝、宮中傳教士、地方傳教士之間存在著互動的模式。皇帝的立場到關係傳教活動的前途。2.帝王對西教的好惡與其對西學和國際知識大致成正比。3.清中前期的禁教程度與傳教士宮廷服務的規模、傳教士對帝王的影響有關。4.清中前期帝王對西教和西學認識呈倒退之勢,禁教呈加劇之勢。5.鴉片戰爭之後則演變為:反教官紳、清廷、外國使節、傳教士互動的模式。

  與會的專家和學者有浸會大學宗教及哲學系的羅秉祥、江丕盛、費樂仁、關啟文、陳士齊等教授,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邢福增教授,和浸會大學、城市大學的一些同學。大家就基督教誌研究的歷史意義、清代基督宗教的稱呼由「聖教」到「異端」又到「邪教」的變化、清政府對基督宗教政策與現代中國政府對基督宗教政策之間的關係、清代儒家反教的特點等問題進行了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