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0月 第八期
 
「宗教價值與公共領域:公共宗教的中西文化對話」
國際學術會議綜述

江緒林
香港浸會大學 宗教及哲學系
博士研究生


  由香港浸會大學中華基督宗教研究中心主辦,普林斯頓神學研究中心(Center of Theological Inquiry, Princeton)協辦的“宗教價值與公共領域:公共宗教的中西文化對話”國際學術會議於2006年6月8日至10日在香港浸會大學舉行。

  是次會議主要關注宗教價值與公共領域的關係,來自美國、荷蘭、德國、中國大陸、香港和臺灣的共19位知名學者提交了論文並作了主題發言。會議吸引了香港神學和宗教學界人士的廣泛關注和參與,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浸會大學、中國神學研究院、道風山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等重要學術機構的人員均有與會。另外,參加由香港浸會大學中華基督宗教研究中心舉辦的“2006年中國青年學者基督宗教研究博士後暑期密集研修班”的二十餘位來自中國大陸的青年學者和教師也參加了是次會議。

  會議共分為四個子題展開發言和討論:

一、公共領域中的宗教價值
  Religious Values in the Public Square


  美國貝勒大學(Baylor University)的Stephen Evans教授作了題為 “Religious Faith as a Public Value: A Christian Perspective” 首先從基督教的視角審察並肯定了作為公共價值的宗教信仰。他首先區分了兩種不同的宗教敍事:宗教作為問題(Religion-as-a-problem)的敍事,這種敍事導致「限定的自由主義」(Restrictive Liberalism),即將宗教驅離出公共領域;另外一種宗教敍事則認同宗教的複雜影響:宗教不僅曾導致宗教暴力,也曾促進社會解放,譬如美國的廢奴運動和民權運動。Evans教授接著從歷史和現實的角度質疑了單單基於理性的中立道德的可能性:啟蒙倫理具有基督教的根源;而且當代將道德單單植基於理性的努力也面臨著嚴重的困難。Evans教授的結論是對宗教的公共價值的一種溫和肯定:自由社會的道德價值或許需要宗教文化來維繫。

  香港浸會大學中華基督宗教研究中心主任江丕盛教授作了“Should Religious Discourse Be Allowed in the Public Forum?”的發言。江教授首先分析了羅爾斯在《政治自由主義》中對公共理性和非公共理性的區分,並指出一些自由主義者主張將宗教驅離出公共論域的公共理性實際上是一種世俗理性(Secular Reason)。然而,在多元的民主社會的實踐中,如此定義的、狹隘的公共理性必然導致公共論域的沉默和貧乏。江教授接著批評了那種依據二元論神學支援這種公共理性觀念的論點,勾勒出一種公共神學(Public Theology)的觀念:沿著尼西亞信經傳統、古希伯來傳統以及新約聖經傳統,基督教一直有對公共領域有承擔和參與。結論是,宗教的去私人化(De-privatisation)不僅是一種普世的事實,也能獲得有力的理論支持。

  浙江大學外國哲學研究所所長包利民教授作了「為何回到洞穴──論宗教價值與公共領域的相關性 (Why Back to the Cave? Some Remarks on the Relevance of Religious Values to Public Square) 」的發言。包教授先勾勒了柏拉圖和奥古斯丁的古典傳統:公共領域或政治領域被當作洞穴,而哲學或宗教的領域才是真理的世界。在現代世界,公共領域獲得更多的關注;然而,在以羅爾斯為例的自由主義和以阿倫特為例的新共和主義兩種當代傳統中,對公共領域給予了不同的評價。特別地,就宗教價值而言,需要回答這樣一個問題:「為何回到洞穴(公共領域)?」。包教授結合中國語境探討了宗教價值與公共領域經由文化而互動的模式。

二、宗教、多元主義和市民社會
  Religion, Pluralism and the Civil Society


  在題為「宗教、語言遊戲和公共話語(Religion, Language Games and Public Discourse)」的發言中,香港大學法律學院副院長戴耀廷教授將維根斯坦的語言遊戲理論引入對公共理性的思考。戴教授關注的問題是:具有宗教信仰的公民如何使用公共話語參與有關強制法律制定的公共討論,同時又不過份犧牲宗教信仰?戴教授給出了一系列策略,譬如避免使用過分屬靈的話語,宜使用與公共話語重疊的宗教術語等等。他指出參與公共話語的目的直接影響到這些策略的運用,不過在相互信任的支持下,有意義的公共討論仍然能夠獲致?

  美國耶魯大學神學院系統神學教授,耶魯信仰與文化中心主任Miroslav Volf教授作了「自己的聲音:多元世界中的公共信仰(A Voice of One’s Own: Public Faith in a Pluralistic World)」的主題發言。Volf教授首先挑明世俗化命題(Secularization Thesis)的不切實際,訴諸當代處境下兩個事實:宗教興盛和宗教多元化。他認為自由的民主制(Liberal Democracy)的本質是將多元宗教納入單一政制之內,其歷史特點在於涉及宗教時的國家中立(State’s Neutrality)─即所謂的宗教分離,並將宗教理性排除在公共討論和決策之外。他對此感到不滿並引述Nicholas Wolterstorff的觀念加以闡釋,Volf教授支持一種共生的(Cosocial)自由的民主制模式:國家中立主要不體現為政教分離,而體現為國家公平對待(impartiality)一切宗教,並不禁止宗教理性的公共運用。他接著為此提供了一系列論證:各宗教不具備共同的內核(Common Core),各宗教應該在公共領域發出自己的聲音,彼此贈予,在此,異見是值得稱讚的。

  武漢大學宗教系系主任段德智教授發言題目為「儒教的一元論特徵及其普世含義:宗教進入公共領域之理由(On the Monistic Characteristic of Confucianism and Its Universal Significances: A Study of Reasons of Possibility of Religious Entering into Public Forum)」。針對西方在(公共)政治和(私人)倫理之間的二元切割並將宗教從公共論域驅離的困境,段教授試圖從詮釋儒教學說的一元論特徵來尋求重新將宗教納入公共領域的途徑。段教授認為,儒家的「天命(Providence)」,「仁義(Renyi)」,「內聖外王(Sage Inside and Kingliness Outside)」等概念具有的一元論特徵為剔除二元論思想,將宗教納入公共領域提供了可能性。

  而在題為“On the Public Appearance of Religion and Its Importance for a Civil Society”的報告中,德國Universitat Nürnberg-Erlangen的Hans Ulrich教授對宗教的公共性以及其政治和社會影響進行了社會學進路的精緻分析。Ulrich教授首先區分了宗教具有公共可見性(Public Visibility)的制度化形式(Institutionalized Forms)與政教分離意義上的私人宗教(Privatized Religion),前者具有社會承擔,因此,縱使私人宗教也不妨礙宗教群體的社會和政治承擔。在自由社會的政治模式中,生活方式(Life-forms)與宗教傳統緊密相連:諸如慈善、寬恕、環境關懷、出生、婚姻、疾病等等領域都具有宗教根源。在這種意義上,宗教是公共的。這是一種對於市民社會而言的價值,其中包括狹義的政治領域的共識。宗教作為一種生活方式是公共的。由此「公共宗教(Public Religion或State Religion)」具有特定含義:它在政治社會中接納每一個人,卻不指涉任何特定的,明確實踐的宗教。Ulrich教授的主題是:沒有在宗教中立的政治領域與私人宗教之間的抽離抉擇,有的只是在同一政治或市民共同體中的合理共存(Reasonable Coexistence)。

  芝加哥大學神學院神學倫理學教授William Schweiker作了題為 「宗教、良知和公共論壇(Religion, Conscience, and the Public Forum)」的發言。他界定出所謂的神學政治問題(Theologico-political Problem):在規劃和指導政治生活的時候,訴諸啟示和訴諸理性之間存在衝突。這一表現為公共宗教的挑戰的問題迄今有兩種回應:約束宗教(政治自由主義)或承認政治共同體的啟示紐帶。Schweiker教授試圖給出第三條道路,這取決於良知的概念。通過對良知一詞的澄清和定義,他認為,良知既能在公共領域中表達,又能規約宗教的特殊要求,因此是對公共宗教問題的合理回應。

  在題為「從基督教視角反思人權基礎(Reflections on the Foundation of Human Rights from a Christian Perspective)」的發言中,香港浸會大學中華基督宗教研究中心副主任、宗教及哲學系關啟文教授從基督教視角對有關人權基礎的問題進行了縝密而審慎的分析。關教授分析了實證主義、國際社會共識、後現代思想、歷史經驗、化約主義等人權基礎的可能選擇及其缺陷,並展示了基督教信仰與人權觀念複雜的歷史溯源。關教授的論點為:基督教的超越的道德法則作為人權觀念的基礎這樣一種詮釋,雖然不是唯一的,卻是一種更合理的詮釋。

三、宗教的公共性和宗教價值
  Publicness of Religion and Religious Values


  在題為「宗教的公共性及其對中國宗教的意義(On the Publicity of Religion and Its Meaning to the Chinese Religions)」的發言中,清華大學哲學系王曉朝教授首先試圖對「公共性(Publicity)」作一個概念澄清的工作:應該澄清在什麼範圍內,在什麼意義上將公共性一詞應用於何種物件?所謂的宗教私人化(Privatization of Religions)實際上指示其公共性的萎縮。對中文「宗教」一詞含義變遷的分析,也揭示出宗教的公共性的一種特殊含義:古代中國,宗教是政治的、官方的;而在現代中國宗教的公共性則意味著宗教作為一種社會化存在。

  香港浸會大學宗教及哲學系羅秉祥教授作了題為「尋求公共性的中國宗教──論黃宗羲《明夷待訪錄》(Chinese Religions In Search of Genuine Publicness - The Abiding Significance of Huang Zongxi's The Dawn of Good Politics Awaiting Inquiry) 」的發言。羅教授認為,在中國語境中從來不存在所謂的宗教私人化問題:無論中華帝國傳統還是現代中國,威權主義政治秩序都要求宗教的公共存在,秘密會社是主流宗教所忌諱的。因此宗教公共性的問題變成:宗教是消極的順應還是活躍的參與?是祭司性的祝福現狀還是先知性的批判?羅教授認為,儒教傳統多的是消極順應,而在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中,則少見的表現了先知性批判模式。

  香港浸會大學宗教及哲學系敎授丹寧思教授 (Dennis P. McCann)的發言題目為「梵蒂岡的政治術:約翰•莫利傳統的話語倫理的一個案例(Vatican Statecraft: A Test Case for Discourse Ethics in the Tradition of John Courtney Murray)」。丹教授以梵蒂岡教廷與雷根政府密切合作保證波蘭團結工會運動獲勝的案例挑明天主教這樣一個尖銳的問題:天主教會與其宗教社會倫理的關聯。天主教會在支持民主化、婦女權利等運動中持審慎的支援立場,卻迴避將相同的原則應用於自身。應用莫利的話語倫理,丹教授主張天主教會應該親身實踐其所傳講的倫理。他甚至有如此激進的構想:作為傳道機構(Mission Driven Institution),在當代多元社會條件下,羅馬梵蒂岡教廷的世俗的主權屬性甚至未必能獲得正當性。

  德國Ruhr-Universität Bochum大學的Michael Weinrich教授作了題為「宗教的人性之維─宗教與社會的相互關聯(The Humanity of Religion─Comprehensive Theses on the Interrelation of Religion and Society)」的發言。Weinrich教授認為應該區分宗教的神聖根基與人類對此所作出的可錯的反應。而在公共生活中,宗教將依據信徒的行為而非其信條來被判斷。宗教有一個社會維度,在此國家與宗教的關係未必總是主要問題。在宗教與社會的關係中,對宗教而言,應該承認和尊重社會的基礎是法律;對社會而言,則應該尊重宗教的基礎是良心自由。對宗教的公共約束反而會刺激宗教狂熱。與基要主義(Fundamentalism)不存在真正的對話,唯一的策略是預先防範:教育。

  北京大學哲學系系主任趙敦華教授作了「中國的公共高等教育與基督教價值(Public Higher Education and Christian Values in China)」的發言。趙教授回溯了當代中國高等教育中宗教研究的學科發展及其面臨的政治取向處境。作為回應,趙教授提及了北大宗教系宗教研究中遵循的信仰中立和純學術取向的學科準則。他還談及“文化基督徒”即從事宗教研究的基督徒學者或准世俗學者問題。在此,趙教授關注的問題是:基督教研究能否揭示一些能為中國社會共用的核心價值?而他的答案是肯定的:科學與民主、普世的愛、道德教育、正義感等可被認為與基督教相關的價值對中國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四、宗教、神學和公共生活
  Religion, Theology and Public Life


  在其題為「公共生活的神聖之維─當代中國的宗教(Sacred Dimension in Public Life: Understanding of Relig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的發言中,中國社會科學院宗教研究所所長卓新平教授分析了在當代中國語境下宗教與公共生活的接觸所引發的新維度。宗教進入公共生活,在某種範圍內鑄改了社會倫理,將神聖之維或「去世俗化(De-secularization)」引入公共領域和社會結構之中。

  臺灣國立政治大學政治系郭承天教授作了「公共宗教的三種分類(Three Typologies of Public Religions)」的發言。郭承天教授認為,為了回應近年保守宗教運動的興起,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重新接納宗教進入公共領域,但這引起古典自由主義和宗教保守主義運動的雙重懷疑。郭承天教授試圖通過給出對公共宗教的三種相互關聯的分類法來廓清這些疑慮:一種成份分類法將宗教分為神學(有神論)、儀式和倫理。神學上仍堅持政教分離,但倫理上這種區隔就消除了。相應的第二種分類依據宗教對多元社會的公共領域的倫理立場作出:內在於民主的倫理、擴展民主的倫理、以及個人倫理。第三種分類則是依據宗教的角色分類:祭司,先知和實用主義者(在祭司和先知間變換)。郭教授還提出了臺灣民主化過程中宗教角色的經驗以及其對普世中文語境實踐的可能意義。

  美國普林斯頓神學院Max Stackhouse教授發言題目為「信仰與全球化(Faith and Globalization)」。 Stackhouse指出,全球化是當代凌駕性的力量,而作為普世主義基督徒,他對一些現象深表憂慮:具有基督教背景的美國政府的帝國主義色彩的全球政策削弱了基督教的道德影響力;理性選擇的經濟理論將宗教貶低為消費選項。在這種背景下,Stackhouse分析了信仰對全球化處境作出回應的可能途徑:批判經濟化約主義的謬誤,重新嚴肅看待信仰議題。特別地,Stackhouse勘探了基督教神學回應全球化的路線圖。

  荷蘭Vrije Universiteit Amsterdam的Hendrik Vroom教授的發言題目為「教會與公共領域(Churches and the Public Domain)」。因著荷蘭自由教會的處境,Vroom教授接續了荷蘭神學家Abraham Kuyper的傳統,區分出建制性教會(Church as Institution)和社會組織的教會(Church as Organism),後者指被呼召過基督徒生活的民眾的運動,滲透在各領域的組織結構中。他認為,政治理論中對政府權力的約束和對社會領域的尊重恰恰切合了這一教會概念。

  美國普林斯頓神學研究中心William Storrar 教授作了「並非都是公共神學:公共領域中的神學(Not Every Theology is a Public Theology: Theology in the Public Sphere)」。Storrar教授試圖為公共神學確定準確位置:公共領域、全球化處境、基於相互尊重原則的宗教身份。不是每一種神學都是公共神學,公共神學的劃界在於:接納交往市民社會(Communicative Civil Society)的處境以及相應的規則。

  在每個子題中,與會者都進行了卓越有成效的討論和辯駁。最後香港浸會大學中華基督宗教研究中心主任江丕盛教授和普林斯頓神學研究中心William Storrar教授主持了總結討論,與會者們界定出在該次會議中呈現的一系列重要主題:如宗教與權力、公共論域中的宗教、政治領域與公共領域的區分、中西方宗教對話、中國的文化基督徒等。

  諸位學者都認同此次會議在中西方學者之間進行了有成效的對話,但對女性學者的缺席表示遺憾,並對後續會議進行了前瞻。